近几年,常有学术研究以社会文化理论为理论框架,其中 “最近发展区”的概念更是为广大外语教师所接受和应用。然而在中国,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无论从其对教学的影响、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从研究深度和议题来看,都还“属于萌芽阶段,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不过,要说清楚社会文化理论究竟是怎么回事,并非易事。为此,小编辛勤钻研了国内对社会文化理论的介绍评论性文献,整理了本期热点聚焦。接下来将着重从社会文化理论的学科属性、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概念、重要文献等方面连续做简要的介绍,帮助有兴趣于此的教师和研究者从一个管窥的角度更好地理解社会文化理论。

若要更系统、深度地了解社会文化理论,请关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于2018年5月5-6日北京联合举办的“外语教学中的社会文化理论研修班”。研修班特邀社会文化理论权威专家、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James Lantolf教授主讲,带你由浅入深地了解和探索社会文化理论的内涵和发展,助你更好地解决在教学与研究中应用该理论时遇到的问题与困惑;更有全国各地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探讨外语教学中的相关问题,感受研修的快乐,享受知识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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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教授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有40年历史。该学科目前已形成两大对立阵营:认知派与社会派(或社会文化派)(Larsen-Freeman,2007;Zuengler & Miller, 2006)。认知派始于上世纪60年代,社会派始于上世纪80年代(例如Frawley & Lantolf, 1985; Lantolf & Frawley, 1988)。

 

以下简述社会文化理论的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编辑注)

 

社会文化理论的语言观

社会派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体现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每个社会情景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与作为中介的语言紧密相连,无法分离。语言存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而不是由独立于具体交际活动的抽象句子组成。为了表示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的关系,Agar(引自Lantolf, 2007)创造了一个词:languaculture,笔者建议将其翻译成“语文”,这里的“语”代表语言,“文”代表文化。社会派相信“语”与“文”生来为一体,根本不可分。Lantolf认为语文不仅能够反映人们的意识,还能够体现人们的感知、情感、思维以及行为的方式。

 

社会文化理论的学习观

社会派主张学习是内化的过程(internalization),Lantolf(2006: 90)将其界定为“社区成员通过交际活动获得交际需要的符号工具,继而转化为心理活动工具,作为心理活动中介的过程”。他进一步将内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人际交流(Interpsychological),学习者参加社会交际活动,通过群体互动,获得文化符号工具;第二阶段为人内交流(Intrapsychological),学习者通过个体的努力,将文化符号工具转换为个体心理活动的工具。人脑内部有两个“我”,社会派称之为“I-me”,一个我(I)选择说什么,另一个我(me)评价、监控、调整选择的内容。这两个“我”在互动、交流。社会派强调在语言习得中,人际活动先于人内活动。尽管有时个体独自思考没有其他人参与,但人内活动总是以人际活动为中介,因为过去经历的人际活动能够跨越时空储存于大脑中,与人内活动交织在一体,形成连续体。Swain(2006)认为语言产出(languaging)是人内活动与人际活动的接口。语言产出行为一方面是思维进步、学习者理解复杂概念的关键;另一方面,正是语言产出使得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与人际间的社会活动相联系。通过这些活动,学习者将自己的思维转化成文化形式,这些形式又成为进一步反思的材料。

 

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对象

社会派主张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二语运用,而不是语言习得。研究二语运用就是考察二语如何成功地运用于社会交际活动中。他们不同意运用是学习结果,或者是学习手段。他们相信习得与运用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Firth & Wagner(2007) 指出“没有运用,习得不会、也不可能发生。语言的习得必须以运用为基础”(第806页)。如果要了解二语习得发生的情况,必定要考察二语的运用。语言能力具有过渡性、情景性和动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使用者永远是学习者。例如多语境中新移民虽然语言资源极其有限,但他们能够成功地进行交际,完成商务活动,这些新移民在运用语言的同时也在学习语言,因此他们既是语言的使用者,又是学习者。

 

来源:

文秋芳,2008,评析二语习得认知派与社会派20年的论战。《中国外语》第3期。

作者简介: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中国外语教育》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兴趣包括二语习得、教师教育、语言政策等。

 

 

James Lantolf教授,秦丽莉副教授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的学科属性

 

Sociocultural theory(SCT)的字眼中虽然包括“social”和“cultural”,但是它既不是关于社会的研究,也不是关于文化的研究,而是隶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秦丽莉 王绍平 刘风光,2015) 。

 

Leont’ev(1981)曾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SCT发展的初始阶段,心理语言学的核心是行为主义理论,其研究焦点是语言习得者对语言加工的过程,代表人物是Osgood 和Miller;自60年代开始,第二代心理语言学将研究焦点置于语言规则这一抽象的问题上,不再关注独立的语言单位的习得,转而重视句子加工、理解和输出,代表人物是Chomsky。

 

Leont’ev认为第二代心理语言学更接近语言学研究,对语言习得者的心理关注不足,尤其没有关注语言在交流和使用中研究人类思维的发展问题,而是更加关注语言习得者输出的语言本身的特征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代心理语言学者基本是脱离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交际实践,只对个体展开研究,而且交际被简单地视为从说者到听者之间的简单的“输出—输入”形式的信息复制,而且说者和听者的信息转移过程中没有任何变化; 而第三代心理语言学者的研究则打破前两代的局限,将研究重点从句子加工和文本理解转向了学习者在交际过程中的思维发展,尤其是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Vygotsky,1978)。从这一视角来看,语言教学研究并非是关于如何教授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的社会交际方面的研究,这种交际作为调节方式会促进语言学习。语言对人类的社会活动有调节作用,同时人类的思维发展也受到交际过程中言语的调节。通过言语(包括口头和书面交际),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并且这种控制主要由人类所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调节。所以从学科上讲,SCT 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的观点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交际性生物,这种理念不仅包括社会学,而且也包括高级思维方面的心理学(秦丽莉,2017)。

 

社会文化理论的前身是由Vygotsky 以及其团队(通常称作Vygotskian scholars,即维果斯基学派学者)提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其理念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深入至不同的学科领域,包括人类学、教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第二语言习得。沃斯(Wertsch)于1985年提出用SCT来代替原来的术语,表示人类的思维功能是通过参与和借用(appropriation) 融入社会活动中的某种文化调节形式(forms of cultural mediation)而得到发展的观点(Wertsch,1985)。SCT认为所有知识的学习都是从社会开始,然后才是个体,或者说人类的认知发展首先是在脑际(interpsychological)层面(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才是脑内(intrapsychological)层面(即个体的大脑内部)。但必须要注意的是,SCT虽然注重社会维度,但仍然关注对心理过程的研究,关注人的心理、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对人类认知或者思维功能有调节作用的文化产物(cultural artefact)三个方面的互动研究。SCT与其他SLA理论在核心理念上的区别在于,它主要关注的是学习者在何种条件下和如何发展使用新的语言,调节自身的思维和交际活动的能力(Lantolf & Thorne,2006)。

 

来源:

James Lantolf,秦丽莉,2018,社会文化理论——哲学根源、学科属性、研究范式与方法。《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期。

作者简介:

James Lantolf,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2016-2019年度西安交通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秦丽莉,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学,二语习得。